我不知道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读出生于1940年以前中国人的回忆录，最突出的感受是，很多人都有一个信念：将来的世界会好的。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吃人的事是不会再有了。谁能保证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谁能保证弱肉不被强食？从《狂人日记》发表到今天已经近一个世纪了，不说文革对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奴役，明目张胆的“吃人”数不胜数，就是在今天一派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氛围里，矿难、民工过劳死、病人痛死在医院的事也所在皆有，权力吃人、资本吃人在中国远未收官，鲁迅的信念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冰心在《小桔灯》里，巴金在《寒夜》里，也都表达了类似的信念：天会亮的，将来的世界会好的。这样的信念在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里，表达的更为坚定和急切。
我一直怀疑，这样一种信念是否缘于进化论的影响。因为积贫积弱的中国现实和列强富强民主的强烈对比，让那几代中国人有很浓的改造自新、救亡图强的愿望，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一方面给了那几代知识分子解释中国落后的理论视角，一方面激发了他们履行旧社会、创建新中国的热情和希望。张国焘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录了世纪初一些年轻革命党人的天真：他们在上海等待出国留学，每天高谈阔论革命理论，在十里洋场花天酒地，他们坚信只要跟着孙中山，搞到一批武器推翻军阀，中国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
流行中国近现代的斗争意识，我以为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而很大程度上是进化论思潮的影响。无论左倾还是右倾的知识分子，政治取向不同，思维方式却有惊人的相似，即都将中国的不发展归因于某种制度，进而归因于代表这种制度的某个人、某个集团，只要打倒他们，让自己认为更新更适宜中国的制度实行，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结合着一腔热血，形成了广泛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演出了充满激情和奉献自我的壮烈史诗，也很容易异化成盲从和冲动，最终遭到历史的惩罚。
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后，很多人非常羡慕解放前那种自由思想的环境，欣赏前辈学人的风范。中国人是非常长于讽谏的，赞美过去更多表达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是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上学记》的反应也是托古讽今的成分多。我很喜欢《上学记》对那段历史、那些学人的回忆，但是最让我惊心的一句话是“那时候的想法很天真，以为只要理想好，就一定能实现，现在年纪大了，想法又慢慢在变化。”类似的表述在那一代人回忆中并不少见，我记得的就有萧乾的《八十自述》，韦君宜的《思痛录》。
我觉得，这种对理想主义的检讨，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制度崇拜。中国的现实绝不是换一批人、换一种制度就能解决的，怀着自由民主理想的国民党人推翻了满清，代之的是军阀割据和独裁，怀着新自由民主理想、救穷人的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代之的是新特权阶层和新独裁。现在仍然有人鼓吹自由和民主，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警惕，不要让他们和我们自己成了新的奴役和被奴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