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在巴黎召开。此前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觉，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消息传回国内，很多人对这种气氛感到非常欣慰。
但和会实际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日本人阴谋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持。国内直、皖、奉争夺势力范围，内战频仍，因为清朝倒台后，地方当权派拥兵自治，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只有借外债度日，内政外交其实对列强尤其是日本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尽管中国的外交代表顾维钧在和会据理力争，无奈弱国无外交，在这种内外环境下，段祺瑞政府打算妥协。
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等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出版研究和探讨中国现实政治的刊物。五月二日下午，杂志社社员碰头讨论出刊事宜，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越说越群情激愤，张国焘觉得有必要发起一场向日本使馆的示威行动，并向曹汝林这个亲日派问罪，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国民的共愤并唤起民众。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后来成为轰轰烈烈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起源就是这样的学生聚会。这说明，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在政治上的自觉和热情，远胜于今天。
五月三日，张国焘等在学校贴出告示，约齐了五月四日统一行动。四日上午，队伍准备向天安门进发，蔡元培校长出来劝学生们安心上课，示威游行解决不了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嘘声。学生们推开蔡元培向日本使馆游行，后又相约赶到曹汝林家，十几个人翻墙进入曹家，没有找到曹汝林，就将正巧来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一顿，章在一个日本人的保护下才逃走。学生们还不解气，就将曹家的许多东西捣毁了，并在院中焚烧，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军警赶来后，逮捕了32名后走没有跟上大部队的学生。
因为五四运动，曹汝林、章宗祥、陆征祥三人是“卖国贼”几成定论，因此学生们打人烧东西的行为就有了“同仇敌忾”的正义性。根据曹聚仁的回忆，曹汝林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当时爱国学生的领袖，他也曾像五四青年一样为了国家利益慷慨演说。一个当年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一入政府就成了卖国贼？难道北洋政府就是一帮卖国贼组成的吗？事实没有这样简单。我觉得，用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一段表白，或许能说明问题，熊主政内阁时为维持运转，不得已在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上签字，遭到舆论的同声谴责，熊希龄说：
窃维希龄束发读书，稍知廉耻。关于借款及华洋合办之事，向亦主张反对，国人所知，何至一入政即丧失天良？无如国事危迫，竟逼如此......
从熊希龄看曹汝林，处于那样的境地，似乎很难因为身任其事就说他是卖国贼。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清朝就有人提出卖掉蒙古筹钱强军，孙中山为了求得日本对二次革命的支持，甚至答应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特权为代价，相比下来，这样的行为岂不比曹汝林卖国卖得更彻底？简单地把几个人定为卖国贼，显然不足以改变中国的状况，内政和外交也不会就有多大起色，对当事人也不一定公平，换了一个人在那个位置，未见得能好到哪里去。
那么，学生们有什么权力断定曹等三人是卖国贼？即便说曹等三人是卖国贼不是冤枉他们，学生们又哪来的权力打、砸、抢？从五四青年到革命青年再到红卫兵，其实都把个人的意气凌驾于法律之上，动机的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五四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