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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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千万不能做最后一个离校的人。部落阁曾经像个热闹的校园，现在逐渐冷清了，我也决定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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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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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南周没有我感兴趣的内容，《自由谈》素心人的文章，《大参考》丁学良特权摆在明处严格控制腐败，以及一周评论版的内容，警惕中国式金融危机，中国“四万亿”迷魂阵的评论，有点好玩，不过其实还是口水。有人撰文批驳程树榛，说王白旦的故事太文学化，与事实出入较大——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王白旦本人或者家人出来说话，也许文字的世界说到底是文人的事，文化低一点的人，可能无力为自己辩解，可能没心情辩解——看起来文人赢了，实际上这同时意味着文人的失败，他们把自己的影响窄化在自己的圈子里，如果文人再缺少一点真诚，文字就是垃圾。
《随笔》2009第二期关于五四的梳理，昆德拉曾经告密的文章，前者资料性较强，后者提醒人们，泛道德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在威权面前谁都可能自觉成为帮凶。
《读书》2009第二期，中国现代转型的德国思想背景，关于严复的文章，《缶阵之否》的补充，有一点意思。
同事传过来《南风窗》一篇讲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报道，那么差的报道能上，这本杂志真的没落了。
大学生的就业，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生计，也关系到他们的尊严。
——答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问
一个好总理，不能造就好中国，温也不知道是不是好总理，但至少在这句话里，能感觉到他此时的善意。
200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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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位在巴黎的作家朋友，曾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色。他们在诺贝尔奖中的获奖比例，远高于他们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源于他们一方面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一方面相当重视犹太文化教育。两种不同的人文背景，使他们面对难题时比别人多了一种选择。当一套系统不奏效时，就会自动切换到另一套系统。这就使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相对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因为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只有一套系统。
革命是没有头脑的人们的盛大节日。消灭麻雀的革命就是这样的盛大节日。
因为周伯伯，“右派”这个称谓，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好人、能人、有头脑，而且敢大声地把真话讲出来。
男孩子上学太早，不见得完全是件好事。智力开发固然早，成绩一般也优秀，但不利于领导才能的培养。
当大家都冷的时候，你要热一点；当大家都热的时候，你要冷一点。
万润南
200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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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发现，《南方周末》是我坚持看得最久的报纸，尽管也经常被它上面的报道恶心过，但前提其实是认为它不应该跟别的报纸一样恶心。
比如，上一期报屯兰矿难，实在让我恶心。眼泪是阻止不了矿难的，这道理谁都懂。结果报道的重心是在渲染那个高官的悲情，他怎么努力，他怎么提心吊胆，他怎么又流泪了，给人的感觉是替他辩白：他真尽力了，他能做得都做了——你收了省长的钱吗？我看过关于矿难的报道，唯一有印象的是《半月谈》上的一篇：中国煤矿安全投资欠账6000亿元。也许公开探讨中国矿难深层原因仍有困难，但你不能带着公众走到另一条道上，你做新闻，你应该有这样自省的意识，有这个操守。不是说你这时候发言了，你没说假话，你就尽到责任了。发生车祸了，你报道交警也很悲痛，就算是真的，也是帮闲吧？但同一期上，袁蕾关于圆明园兽首的报道，应该说是同题报道中比较清醒的。《自由谈》上的评论，也看起来比较舒服，可惜具体内容忘了。
胡适说，看的东西一定要记笔记，不然都是白看。那就写一下本期的印象吧，不知道能坚持吗。
《贾樟柯谈“二十四城记”》：
一位女工说，你知道“以厂为家”吗？这不只是一句口号，我就生在这个工厂，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这个厂，上高中就想回到这个厂上班。那就是我们的家。刚进厂的时候，说加班就加班，说星期天干活就干活，“你要早告诉我最后会买断工龄，我就不加班了，我大好的青春去谈恋爱去玩多好啊。”
贾樟柯说，越老的工人越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批判，没有反省，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他用感情来代替批判。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表述，我本能地觉得，跟《世界》一样，这不会是部好看的电影，但导演的思考让我觉得真诚。我由此想到的是：这个被拆迁抹掉记忆的群体，今天看起来是受损害的群体，但曾经他们是一个有特权的群体，相对于那时候的农民甚至很多城市人。我们的体制是始终存在特权的体制，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幸福（不管这幸福有多可怜），是靠一种类似种族隔离的严格管制来维持，而不是公平竞争实现的。当年的国营厂，今天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性质上是相似的。我常常想，这些群体曾经多骄傲，现实就多荒唐。所以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去表达这样的现实，实际上是需要思考的，简单的抒情是可笑的。
周泽雄：《北岛：文人还是雅士？》
“文人写作，志在表达对人生世态的体认，雅士弄笔，则专注于器物本身，其间挥发出的种种寓意，往往意在打造作者的风雅脱俗。”北岛在散文里，精神上到底是文人还是雅士？周泽雄的追问很有力量。经典古籍原本就有精神养老院的功能，这话太打击雅士了。
袁伟时《自由和爱是永恒的人性》：新加坡官员清廉，工作效率高，但那种用民主形式掩盖威权统治的模式值得警惕。
何怀宏，“我们首先要造成使一种折磨同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的环境......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还要学会同情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人们。”
程树榛讲了一个九大中央委员“王八蛋”的故事，房文斋回忆林昭。慈善家曹德旺，怎么感觉中国人只要有点钱，就觉得自己比谁都看得清这个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总理们”，呵呵，又一堆闪闪发光的垃圾。
“您是哪儿人啊？”
“常州。”
“那可是好地儿，我有个朋友在什么州读书，说那儿特好，好像就在常州！”
“是吗？”
“挨着义乌挺近的。”
“您是说杭州？”
“杭州我知道，属于上海，常州应该在浙江吧？”
“......”
“常州跟常熟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常熟在苏州。”
“苏州，那一定在江苏了，你是江苏人吧？”
“恭喜你，答对了！”
200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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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认识的一个记者，他女朋友是演电视剧的，常让他买衣服买鞋，发火的间隙也发发嗲，这都是可以忍受的，男人谁没犯过贱啊，好多人都经历过。
那女孩经常这里那里拍戏，不知道是去跑龙套还是去陪人家睡觉了，因为光听说她上剧组，没在电视上见过。
记者的同学就劝他，算了吧，这样的女孩别老放不下了。“现在的女演员为了上戏，先要跟经纪人睡，接着跟副导演睡，然后要跟化妆师睡，还要跟摄影师......”旁边一个人插话：“应该是跟导演睡吧？”
“导演是最后了，她前面不睡过来，能见着导演吗？”
我们都笑了，“导演真可怜。”
记者的同学说，听起来最有权力的人最可怜，没权的人不雁过拔毛，汤都喝不着，所以处于权力顶端的人，消费的都是人家剩下来的，“你是她男朋友，只能在她空的时候睡一下，还要看她愿意不愿意。”
现在俺们的仆人在开两格会，玛 勒 格 壁 的 草 泥 马，不知道这帮狗日的，最后能给主人们剩下点什么。
在翠竹一家小书店闲逛，进来一个人看着面熟，原来是一位打过交道的同行。在常州，我基本属于穴居动物，在街上遇到熟人的机会都少之又少，在6、7平米的小书店偶遇，显属意料之外。
老六在他的博客里感叹，忽然在街拐角的地方看到一家小书店的惊喜，现在是越来越难有了。老六是个爱书的人，因为爱书把自己鼓捣成一个微型的出版社，小书店越来越少，他说出了爱书人的感受。
常州原来书店就不多，近些年是更见少了，那些小书店书的品位多半不怎么样，关门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钱穆先生晚年回忆，常州小东门外有家书店，里面多是线装书，老板也是懂书的，对他这个中学生很客气，那样的老板和书店现在都只在回忆里了。小东门前两年建了个文化城，实际是假劣书的大地摊，这样的地方也能叫“文化城”，原来的书店老板地下有知，一定庆幸自己死得早。
有一次，书香门第打折我过去看看，看书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讲话听得清清楚楚，原来那人就在另一个角落。习惯于网上买书之后，我已经很少逛书店，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限摩后出门不方便，这样的事情就少了。图书馆本来应当是个好地方，不过常州图书馆去过一次之后，便再也没有去，能把一个图书馆设计得那么烂俗，没点智商的人真做不到——现在人不是不聪明，不过聪明总是用错了地方。
翠竹那家书店很小，老板却是懂书的，所以常能进到些好书，价格也便宜。老板本职是公务员，他写的公文领导看不懂，他原来还有点愤怒，后来就不愿多说了。只是有一次，那个以蠢闻名的领导硬让他弄一个不通到荒唐的文件，他终于没控制住，写了一篇规箴的文字从门缝里塞给领导，希望领导不要闹笑话。领导当然不会听他的，明于世事陋于知人心，老板的这个举动，是读书人不会来事的一个例证。现在他业余开个小书店自得其乐，一定比坐在办公室看领导那张脸亲切，至少书是方方正正的，而领导的脸多是圆的，外形上肯定相差不少。
Blog Tags: 书店 网上买书
200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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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秋次日，张子静听到张爱玲逝世的消息，那几天“脑子一片空白”。张子静是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张爱玲曾经在散文里说他“很美而没志气”。
“重读《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写作这本书时，张子静已经74岁，与张爱玲隔绝了40多年。张子静一生未婚，是上海的一名退休英语老师，独自居住在一间14平米的平房里。张子静说，80年代后他与张爱玲恢复通信，但张爱玲待他亦如常人，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
张家姐弟出身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如张爱玲所写，她的童年没有享受太多家庭的温暖，却感受了太多腐朽的气味。对于世人所重的亲情，他们有着另外的感受。1952年，张爱玲去香港，当时张子静在乡下当老师。张爱玲事前没有通知弟弟，张子静回上海去看姐姐，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张子静哭着走回去。1953年，父亲去世，张子静打电话通知姑姑，姑姑说：“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在张子静的笔下，大家庭亲情之冷仍那样逼人。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们的父亲吃喝嫖赌，“败家的本事，他无一不缺”（应是“无一不会”）。败光家产后，因为怕儿子结婚要花钱，从来不过问唯一儿子的婚事。张子静有一阵在扬州上班，出差回上海，父亲假说代他保管，等他要走时，钱已经被花掉了。有这样没心没肺的父亲，张爱玲冷僻的性格多少可以理解了。
张子静说，他们一家曾经住带花园的洋房，还有很多房产出租，后来是越住越小。解放后，张子静与父亲、后母住在14平米的平房里。就是这14平米，后母还打官司跟他争。有人这样评价张家的父亲：“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说张父太会败家了，解放后要吃苦时，他死了，没受什么罪。
在那个家庭，像张父这样的人很多。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的一个孙子自己也是败家子，但为了教育张父，特意叫来儿子，讲身为家长的责任和准则。张子静说，他当时看了觉得像演戏。张爱玲很多小说故事都有现实的影子，来自于他们那个庞大家族种种人物的命运。张爱玲用无情的笔揭露了他们的命运，但同时也带着不自觉的哀惋。
本书语言平静老辣，未必全出于张子静之手，很多内容应出自台湾副刊主编季季之手。
《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子静 季季著 文汇2003版
Blog Tags: 张爱玲
福楼拜向莫泊桑介绍作家的任务时，说：“公众是由许多群人组成的，他们向我们喊道：安慰我，娱乐我，让我悲伤，让我同情，让我梦想，让我欢笑，让我战栗，让我哭泣，让我思考。
尼采说了另一句话：“我不再重视读者了,我怎能为他们写作呢?我记下自己,这是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