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回忆
——记念我的老师刘诚先生
1、 转眼一年过去了。
是不是已足够多？足够遗忘，也足够蒙哀？记忆的蒙哀。
此刻，我不想寻找任何外部的倚仗，只想面对自己的记忆，并在文字中期待，那些已经消逝的一切会在回忆中重临召唤的居所。可：“一个人凭什么就这样记忆着，又凭什么把记忆唤醒，这唤醒的记忆凭什么是真实的，记忆凭什么可转达、可相信”？
在记忆的召唤与扭身而去面前，一个人在敬畏与战栗中静静等待。
【中断】
2、那天上午，是个明亮的上午。
2003年3月14日上午9点左右，在图书馆，我接到刘老师的大哥刘军打来的电话，他急促地说：“刘诚出事了，他跳楼了，正要去医院……你们快点来吧！”
在电话那头的嘈杂声中，我还听到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我以为是救护车。
此刻，又一个春天开始了，又一个料峭的三月来临。2004年3月4日下午，我坐在书桌前，依然能感受到一年前那些剧烈的颤抖与激动。那天上午，天空异常明亮，它的明亮以及明亮中所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已经改变了我的一生。
3、春天。还是春天。
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位高我一级的老乡说要带我去见一个怪人，他叫刘诚。这让我非常兴奋，因为这个名字我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向往。早在1997年秋天我刚刚来到这所学校时，就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比如“教授中的教授”、“骨头理论”，比如“至今未婚”、“特立独行”，再比如1989年那些风起云涌的日子……
那些传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我初入大学校门时，就为我对大学的想象蒙上了一层别样的光晕，使我得以迅速从水面的漂浮状态，潜入到更深沉的地方。我庆幸。
老生们谈刘诚，尤其是跟新生们谈，好像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而且几乎都能暂时放下他们的成熟与世故，不论讲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有难得的天真。
现在是不是也依然如此？
当时，刘老师住在教工住宅区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刚拐进胡同口，老乡就提醒我，千万别动他的东西，尤其书和稿子。我说知道了。
1998年春天的那个黄昏，温暖里有一种特殊的安静。
院门开着。屋子里有点暗，隔着院子，我看见一个人正坐在沙发上抽烟。院子里开着很多黄色的花朵，此刻，在我的回想中，它们依旧灿烂。那些灿烂的颜色连同整个院子、院子里的自行车、半掩的木门以及上面遥远的天空，为我们1998年春天的相遇，勾画了一个淡淡的、又擦都擦不掉的轮廓。记忆的轮廓。
他看见有人进来，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我的老乡大声和他介绍……，然后我跟刘老师说了第一句话。
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和刘老师一起喝酒，他问我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我说当然记得。他说我的第一句话让他一愣，没人这么跟他说话。还说我的说话方式会吃亏，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但他也正因此而接受了我。
当时我说了什么？早已经不记得。也没想明白，刘老师为什么会因此而接受一个学生。
直到今天，当我反复阅读柏拉图对话录时，才突然意识到，刘老师为什么如此看重一个人的语言方式，并视为一种裁断的标准。
还是回到那个遥远的下午——
他让我们坐在沙发上，问我们抽不抽烟？我们说抽，他就递给我们每人一根“长白参”，给自己也点了一根，然后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黄昏时刻，夕阳把屋子分割成了相等的两半，一半明亮，一半不明亮。
他就坐在阴影中。
他的家很简单，简单得几乎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但却非常干净。后来，我越来越知道他的干净，近乎成癖。就像很多人知道的一样，他总是从后面拆开烟盒。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卫生，不论自己抽还是递给别人，手指摸到的都不是过滤嘴而是相反。因此他只抽软包的香烟。一种劲儿很足味道辛辣的劣质香烟。
夹烟的两根手指嶙峋有力，非常黄。
4、刘老师有严重的弱听。
他常常说，是耳朵耽误了他。这肯定是一种痛苦的疾病，但也恰恰是这种疾病，使他说的话听起来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奇异不仅仅是指声音的大小和语速的疾缓，还包括一种更深远的东西，比如细腻、冷静、深入。同时也正是这种微微模糊不清但却充满魅力的声音，让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之振奋与感动。一些人开始尝试着省察自身与周围的一切，更有一些人，他们充满惯性的生活就此发生转折。
那些独特的声音，如果想听，还听得到。
他说话。有时候慢得一个字是一个字，听起来非常清晰。有时候又像开机关枪，迅疾而又猛烈。在他的课堂上，更多的时候，他在开机关枪。这使得他的一节课所包含的信息量几乎是其他课堂的两到三倍。因此很多学生说，听他的课，感觉特别累特别刺激，但又特别过瘾。我深深感受过这样的课堂。逻辑缜密，语言精练，一环扣一环，仿佛瓢泼大雨。但又特别清晰明快，课堂上常常充满笑声与掌声。很多深奥的哲理被他还原为卓越的生活直观，学生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严酷的或美好的），而非漂浮的学理和抽象的说教。
一位毕业生这样概括刘老师的课：“有时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有时又润物无声，清澈辽远。”另一位毕业生，现在是刘老师的同事，他说：“刘老师的课，怎么说呢？听完他的课，其他绝大部分人的课就再也听不下去了——既无思想，又没生活。”
亲临过先生教诲的人，无不受到或多或少的教益；更为幸运的，则学会了从庸俗中转身，并在其中经历美好之物。
希腊人对“庸俗”有一个绝妙的说法：庸俗即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
而那些即便从未在先生身边驻足过的年轻人，我相信，他们也会在对先生的想象中，被引领上一条向上的路。
2000年秋天，我在一所县城高中政治教研组实习，碰到两位90年代初期毕业的系友。她们向我打听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刘诚，问他一切可好？她们说毕业后还能让学生记住的老师没几个。我说他还是老样子。她们笑了，也许是因为明白我的意思。
但她们不会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另外一些东西，那是一个长期夜行的人所体验到的一切。此刻，2004年3月的一个黄昏正慢慢降临。同黄昏的宁静一起来临的还有什么？天将黑尽，在即将到来的黑暗中，我仿佛看见我正在看的一切。
5、屋子里没开灯。我坐在电脑前，面对着空空的屏幕，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字敲在上面。一件又一件往事，也抽丝般在脑海中浮现，只是抽得鼻子发酸。
1998年秋天，四平师院搞四十周年大庆编校史，一路凯歌。一天下午，刘老师和几个同学正穿过校园，其中一人提及此事，刘诚哈哈大笑。他说他亲历了这个学校近二十年的历史，谁有资格来编撰历史？又有谁看得到历史的真相？
在那次谈话中我们得知，今天很多青年教师享受的福利待遇比如分房制度改革，青年教师单身公寓的建成等等都是当年他单枪匹马斗争的结果。很多年来，具体的说，从1983年直到1994年，刘老师长期住在学生宿舍。因为学校有规定，不结婚不给房子，不管年龄多大。这真是个可笑的规定，可笑的都让人笑不出来。
更可悲的是，在嘹亮的凯歌声中，在“师道尊严”的薄冰下面，一股股暗流正汹涌澎湃——犬儒劣匠蝇营狗苟，行政官僚沐猴而冠。在教育逐渐丧失其原初的高贵面容而日益变成可以凭借权力和金钱随意兑换的商品时，大学在成为交易的焦点的同时，却也成了社会败坏的焦点。亚里士多德早已告诉我们，任何技艺都仰赖一种“主导技艺”。没有它，所有的技艺最终都是奴役。“哲学让我们能够思考这种技艺的可能与限界，政治让我们能够探索这种技艺成为现实所要求的审慎与权衡，而伦理则让我们培养践行这种技艺必需的德性和智慧”（李猛语）。而如今，我们的教育却恰恰丢掉了“谋道”的“主导技艺”，让位于时髦的“谋生”的技术化训练。市场上传来阵阵叫卖声……
最终，在歌舞升平中，我们的大学不再是锻造具有卓越言谈与行动的自由人的竞技场，而是成为了培养奴隶品性的动物农庄——传统的政治威权已经名誉扫地，青年们转而成为市场、媒体、技术与所谓普世价值的新新奴隶。
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年的时间，一个高贵的灵魂最终没能挽回一种沉沦。在同寄生于学园中的一种腐朽与反动的较量中，他遍体鳞伤，却光芒四射。
刘老师曾说：“生活即政治。”
还说，“哲学实在不是漂浮的学理，而是人离兽性而出生的艰难历程。”
在这种生存结构中，哲人探寻真知的“疯狂”与民众的“顺从”生活存在着天然的紧张与冲突。这紧张与冲突必然导致哲人的不幸。
刘诚在此冲突中……
我听过“骨头理论”。什么是“骨头理论”？刘老师曾这样描述哪些抢职称抢课题抢经费的知识分子：从上面扔下来几个职称或课题，下面的知识分子们就疯狂撕咬争抢，像不像狗抢骨头。”这所学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理论”，因为它得罪了很多人。但有时候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
有人却在这种冲突与生存结构中如鱼得水。
2002年冬天，省内一位著名教授来系里讲座，讲座结束时，他底气十足的对全系师生说，“我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我是中国当代的哲学家。”教室内掌声雷动，但我还是听到了坐在我旁边的刘老师忍不住发出的轻轻的笑声，同时在我面前的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小字：“御用文人”。
施特劳斯提醒我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的哲人屈指可数，哲学训练首先要求我们的，就是质疑身边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因为苏格拉底早就说过，使哲学蒙受最为巨大最为严重毁谤的就是那些自称搞哲学的人。这号人，古希腊人管他们叫“智术师”（就是如今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哲人与之为敌。
在89年的“说明材料”中，他写了一句话：“昭昭求诚，冥冥求真。”
也正是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刘老师十年未参加职称评选，一直是讲师。然而在学生们中间却流传着“教授中的教授”这一说法。言下之意，如果说那些人也算是教授的话，那刘诚这个讲师就是教授中的教授。不知道众多教授副教授先生们听此话会作何感想。当然，正如一位毕业生所说，要是有此“知耻”的心胸与脑力，他们也就不是他们了。
这话说得有点过火，但很痛快。
6、刘老师1983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四平师范学院。最初三年在图书馆工作。
我听过这样一件事——为了读书方便，刘老师经常到“学生参考室”看书，顺便帮忙看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防盗设备，只是一个人坐在出口处看着。有一天，一个学生刚走出参考室，就被刘老师轻声叫住了，对他说，把书还回来，然后你走你的，没事。但这个学生非但没要这个台阶，还大声狡辩、恐吓刘老师，结果惊动了馆长。后来，图书馆派人在其寝室搜出一百多本参考室的书。馆方要上报学校开除这个学生，刘老师说书拿回来了就行了，年轻人一时糊涂，给他适当的处分就够了，没必要开除，给他一个回旋的机会。馆方坚持。刘老师大怒，警告馆长别通过处分学生掩盖管理上的疏漏，你们要是开除这个学生，我就放火把参考室烧了。
那个学生很感激他。谁知道此人日后会走上怎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关于刘老师的故事很多。他们都一点一点的留在了生活里和许多人的记忆中。那些往事，穿过一个人的爱与怕，歌与哭，在时间中沉淀，把我们质问，或感动。
7、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刘老师赢得了强烈的爱，同时也遭到了强烈的恨。而一个平庸的人，则不会赢得这二者，他得到的只能是普遍的容忍与一团和气。
有一件事，记在下面。
1999年4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刘老师给政法系法律辅修班的学生上完“中国法制史”课后准备回家。在校门口，刘老师突然被喝得醉醺醺的当时四平师范学院保卫处处长张秀奎拦住并拽进办公室，接着便遭其毒打。据在场的校警说：张当时醉得厉害，对刘诚拳打脚踢，还用警棍抽。刘没还手。其间有两个年轻校警上前阻止，也遭到张的辱骂和踢打。一个多小时后，刘老师被送到医院；一个多月后，身上的伤才基本痊愈。此后，他的左耳几乎完全失聪，右腿膝盖在阴雨天总隐隐作痛。
这件事轰动全校，各路人马各有表演。
此人与刘老师有私人恩怨么？没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仅仅是因为89年，他们之间“政治”上的摩擦。这“摩擦”竟然成了一个大学教师惨遭校警头目殴打的历史原因。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刘老师坚持诉诸法律。他说他当时之所以不还手，就是不想以暴制暴，不想私下解决，恶法也是法。但他家人怕事情闹大，就背着刘诚私了了。刘老师家人的做法可不可以理解？可以。刘诚的时间和精力怎么能跟那些人耗得起？但就是这一私了，却成了从上到下很多人搬弄是非的口舌。透过钱眼儿，我们看到世相纷纭……
现在，这件事恐怕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偶尔有人谈起，怕也是当作逸闻散播吧。不知有多少人能透过金钱与暴力，体味到一个真正的学人与思想者所承受的耻辱和伤痛。
8、毕业后我住在郊区。也是一座低矮的平房，好在是郊区。很多个下午，我们从屋子里走出来，边走边谈，穿过商校的家属区和学生宿舍，经过一段狭长的胡同，然后进入师院。到了那儿，他就不再让我送了。有时候是晚上，他叮嘱我们小心，然后就走了。很快，他的背影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2002年7月，我去南方会友人，刘老师帮我看房子。一个月后，我从南方回来，我们喝酒。他说这个房子住着很舒服，水池子大，洗衣服特别方便。他说他足足洗了一个月啊，积了很久的衣服和被褥全洗了。还说他洗完衣服的水都能喝，唯一的罪就是浪费水。
当时，院子里还种着几种蔬菜，随时都能摘来吃。他告诉我们应该吃“多孔菜”，所谓“多孔菜”就是被虫子嗑过的菜。他说平时人们买菜，都愿意挑新鲜光滑的买，可那是洒了很多农药与化肥的结果。你想啊，连虫子都不吃的菜，人吃了肯定“中毒”。说完，我们就哈哈大笑。
在那天，我第一次听他说，想收拾一下自己的房子。四楼，是动迁后学校分给他的房子，已经空了三年。三年里，不断有人想租或者买他的房子，他都没答应，就那么空着。还有热心的人帮他算账，三年，光房租你就瞎了多少钱啊？
为什么？
为了一个人。
2002年12月30日晚，刘老师坐火车去广州。他去探望这个人。
2003年2月11日，刘老师坐火车回到四平。
这期间，他从广州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那是春节的一个早上，当时外面正在下雪。在电话那边，他说，我是刘诚……，很寂寞，想聊聊天。声音伤感而又苍老，同春节的气氛格格不入。最后他跟我说：“冬阳啊，记住，人心险恶。”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后来我往他在广州的临时住处打过几次电话，没人接。
17号我返回四平，得知他早已到家，就松了一口气。但就在我回来的第二天，刘老师就让我陪他去医院看耳朵，他怀疑有人在他的大脑里安装了电子装置监控他，并发出各种逼他自杀的信号。他把耳朵贴在我的耳朵上，让我听。可是我什么都听不到，除了他的呼吸与心跳。
后来，据懂的人说，这是迫害妄想症与幻听，精神分裂的一种。在广州发生了什么事？
刘老师去世后，身后传言四起。这是他生前早就预料到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么可能要求众人都对死者保持起码的敬重与沉默？
在众多对死因的猜测中，有一种说法是：殉情。这两个字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有不同的意味，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屑，另一种是惋惜。总之，都是不理解。在一个疯狂放纵身体与欲望的年代，我们能要求别人什么呢？
这样也好。
然而，张志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
“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它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是它天赋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及其历史，就不会是一个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不断追求、不断创造的人的历史。男女之间的爱情，是这种美的最自然的形式，也是人的一切愿望的公然坦露的秘密。……配得上这种期求极高的心灵的人，就不能不是既为爱情所需，又超出爱情自身的人。他不能把他的爱从那永恒的生命之树上摘下来，单单去吮吸情人寂寞的眼泪，因为他的爱也不再属于个人了。爱是超越的，正如智慧是超越的一样，爱因此而获得崇高的悲剧性，成为真正惊人的美。”
这之后直至3月14日，刘老师和很多同事、朋友提到死，并且告别。没有人太当真啊，因为他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大家只是安慰他，劝他好好休息，好好看病。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也越来越紧张，我劝他到北京或上海找他大学里的好友，让他们陪他好好做一次检查。但他坚决不去，说他不想连累朋友。
3月6日，星期五。我和刘老师在科研处门口遇见，他说他去跟一个朋友告别。然后说想去我家喝酒。我们走在路上，他常常回头。到家后，他把窗帘都拉上了，还时不时小心翼翼的走到门口，透过门镜往外面看。这很反常，我却手足无措。后来，他慢慢高兴起来，喝得有一点多，说菜很好吃。更晚的时候，我们打车回街里。在楼门口，他说右膝盖疼得厉害，让我跟他上楼，说“你挑挑我那些书，把喜欢的都搬走”。我几乎就是在跟他喊，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坚持让我上楼，我抱住他，拍他的背希望他能平静下来。后来他说好吧，你回家，我上去了。
我看着他走进楼口，楼道里没有灯，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9．2003年3月14日。
当我又一次敲出这几个数字，我就再次看见，刘老师躺在急救室的床上，光着脚，穿着绒衣绒裤，鲜血已把他褐色的绒衣染成了深褐色。他静静的躺在那儿，颅骨塌了一半，牙关紧闭，眼睛只剩微微一条缝儿，异常青肿。但是他的胸口还在不停的起伏，很有力。
可医生说他已经死了，胸口的起伏是因为机器。“五脏六腑都震碎了，怎么也救不活了。”医生是这样说的吗？我已想不起来。但先生确实是死了，带着他疯狂的头脑与依然跳动的心脏。
一门内外，从此天人永隔。
10、从医院出来后，我和刘老师的好友李占刚、刘晓峰去了他的住处。
旧房拆迁后的三四年里，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座破败小区的五楼。他的房间很小，很暗，到处都是灰尘。地上有一个铁皮桶，里面装满了烟头。一张单人床（下面堆满了书），一个木头桌子（上面堆满了书），一个旧沙发（还是堆满了书）。墙脚暖气边竖着十几个空白酒瓶，床边的墙上，有很多用红色铅笔写的字——“人间无真情，世上无爱情”、“头痛，胸口疼”、“他们害我”、“要挺住啊，挺不住就完了”、“活不过三月”……，一道道呈急速喷射状的红褐色血迹，触目惊心。
刘老师的父母说，从广州回来后，他除了上课，就天天呆在自己的屋里，晚上也不开灯，他说他害怕。
此刻，想着先生独自一人呆在漆黑的屋子里捱过那些漫长的夜晚，我有无限的悔恨与愧疚……
据刘老师母亲说，他早上起来情绪还很稳定。八点钟左右接到他的一个初中同学打来的电话，说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之后不久，他的情绪开始严重恶化，并用菜刀割开手腕上的血管。在父母的哀求与制止下，他渐渐平静下来，伤口被包扎上。但他的父母随后又找来他的大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拨打了110。情绪尚未稳定的刘老师看见警察闯进来，就跑回自己的房间，拉开窗子，从五楼的窗口跳了出去。
是警车把他送到了医院。电话那头尖锐刺耳的声音，原来是警车。
好几次，刘老师提起，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窗前，有时就坐在窗台上，想跳下去，可“死不起啊，父母怎么办，朋友们怎么受得了？不能连累他们……”
他还说，“人活得不是人”、“人，不可伤”……
11、一些事情正在结束，另一些事情才刚刚开始。
死亡，它究竟意味着结束还是开始？如果死亡纯粹是肉体的事情，那么有没有超越在肉体上的（比如灵魂）？如果死亡仅仅意味着肉体的消失，出生仅仅意味着肉体的出现，那么世界，肯定不只这一个。凭什么相信？
3月16日，清晨，四平市北山殡仪馆。天很冷，谁说这已是春天？遗体告别大厅外，几百名学生自发来到这里，肃立在寒风中。哀乐骤然响起……然而，再多的花圈、眼泪和不舍得，都已无济于事。老师啊，你“究竟朝着怎样的沉默，朝着怎样陌生的、难以形容的土地，这样离开我们？”
没有牌位，不留骨灰，尘归尘，土归土，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一年已经过去，一年又重新开始。此刻，2004年3月的一个中午，我回头看着窗外，天空无比的空，也无比的晴朗，似乎与一年前一样。隔着玻璃，我还觉得它有一点恍惚。我想在这恍惚中结束这些文字了，不知它们能担当多少悼亡的重量，又能寄托多少哀思。但我深知，这单薄的文字，不过一个高贵灵魂的生命“索引卡”，那远未显露的隐没在黑暗中的清明面容和忡忡哲人之思，又该如何去追寻？
萌萌说：“祭则在。”我相信。
几天前，有人和我说起过刘老师的最后一课。
在那节课上，刘老师突然说，他不知道这门课（中国哲学史）能走多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后来，他因胸口剧烈疼痛而说不出话来，大口喘气。学生们劝他休息。他站在那儿，稍稍平静了一下，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生死不足惜，可怜清白身”。
写完就走出了教室，再也没回来。
贾冬阳
2003年初夏—2004年初春，四平
2011年三月修订，广州